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城市？这是第一财经全新跨界的内容IP“重新发现中国”邀请函中的第一句话。答案有很多种，防御、商贸、吸引外部资源的集聚和交互、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是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等等，都可以是城市存在并不断壮大的理由。

为什么要重新发现城市？经过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大城市、超大城市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城市资源在萎缩，人口在流出；一方面，大城市的房价几万元一平方米的比比皆是，而在另一些地方，几万元也许就能买到一套房子；近几年，“逃离北上广”成了一些年轻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但对应的另一个现象又是“重返北上广”……这些反差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

本期节目是《两说》之“中国经济20讲”系列节目的新一期，也是基于第一财经全新跨界内容IP“重新发现中国”而形成的特别策划。中国城市发展的下一步怎么走？在新周期与新节奏下，城市、产业和居民会有什么样的新故事？带着“重新发现”的视角，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邀请城乡和区域发展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一同探讨中国城市发展“下一程”的答案。

大城市的发展有上限吗？

中国40多年来的城市发展，规模和速度是非常令人惊叹。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23年的694个，增幅达到2.6倍；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增至2024年的9.44亿，增长5.5倍。城市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同时，很多人不免要问，大城市的人口会不会太多了？

陆铭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城市化和人口的向心集聚总是相伴而行，这是人的需求和规模效应双重驱动的结果。他在研究中提出“大国大城”的概念，认为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它的第一大城市的人口就越多，这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陆铭进一步认为，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大城市的边界和想象力，要从都市圈入手。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已经达到3700万，并且在日本整个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它的人口还在进一步增长。而上海跟毗邻地区的常住人口加起来有3100多万，广州和佛山的常住人口加起来有2800万，深圳和东莞的常住人口加起来有2800万，相比之下，人就不多了。

杨宇东对此表示赞同，他提出，在研究、思考中国城市，包括制定战略规划时，都应该跳脱传统意义的行政管辖概念，把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和集约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不同的城市，能否走出各自的道路？

在此次对谈中，杨宇东分享了对一些城市发展道路的观察：曾经，中国很多城市都走过“摊大饼”的模式，建了很多厂房和开发区，导致城市样貌千篇一律，就像一个个“超级大县城”。而随着产业凋敝和承载力下降，出现了很多空的厂房、空的开发区。

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一些独具特色的城市也在吸引人们的关注，比如新一线城市中，生活气息浓郁的成都、夜经济繁荣的长沙、拥有“科技六小龙”的杭州等等。归结起来，这些城市之所以特色鲜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更多地在城市发展中考虑到了城市本身对人的吸引力。

陆铭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以生活留人”，其实是一种普惠的产业政策，一座城市如果把生活品质搞好，年轻人他自己都会选择。

同时，杨宇东还分享了他对中小城市的一些观察：最近几年，三四线城市像泉州、潮州、景德镇等找到了新的打法，通过某一个方面的“单兵突进”也做得非常有特色，反过来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活力，甚至有些城市的人口从流出又变成了流入。

陆铭就景德镇的案例提出，这座城市前后十几年的变化，充分说明很多城市要顺应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逻辑，去做“服务+”。而在经济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不同的城市要实现一种相互分工协作和梯度发展。有些城市产业比较高端和国际化，有些城市服务于国内大循环，有些城市可以做农业和服务+，有些城市可以做生活品质，模式上要实现差异。

杨宇东则认为，城市的新打法，最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城市的工具。

中国城市发展“下一程”靠什么？

截至202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7%，预计在2030年前达到70%。很多专家学者在呼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其实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矛盾的重要抓手。如果套用发达国家的纳瑟姆曲线来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达到70%时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将有所放缓。

但陆铭对此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不是没有动力，这个阶段我们还有大量的动力，包括补短板的制度红利，及新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还会持续推高中国城镇化率。因此，要尊重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多地让人向城市、大城市集聚，发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作用。

对比了国内外诸多案例之后，陆铭和杨宇东有一个共识：中国城市发展“下一程”靠什么？第一，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让市场、政府和个人选择形成“向心力”；第二，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